视频：这段超过1200岁的朗读如何燃爆年轻人？

百度 新加坡也有类似的情况，新加坡创行投资有限公司总裁何豪杰认为，新加坡的政府更像是一个企业，“新加坡是政府主导带动科技创新，而不是人民自发带动创新。

今年的“香港巴塞尔”已经落下帷幕，但有关它的话题一直在持续发酵，究其原因不外乎，借由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让香港以外的人们看到了香港地区整个的艺术生态。无论是香港M+博物馆、香港大馆美术馆等这些大型专业机构推出的主题性群展，还是各类画廊推出的非西方艺术家个展，或者散布于商业楼宇、工业区、酒店的特色项目，以及本地艺术家或策展人发起的自我组织项目等等，都让来自中国内地或者全世界各地的藏家和观众，有了除艺博会之外多样的艺术体验和交流议题，不仅仅是来参加一次交易展会，更是一次全球艺术的深度体验和遨游。

事实上，近十年来，香港一直在持续推进本土文化艺术的建设。大规模的如西九文化区，小规模的还有很多美术馆和艺术空间，再加上一些区域的国际大牌和本土画廊，以及拍卖行等等，艺术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崛起。无论是历经改造焕然重现，还是全新诞生，均共同筑就着日常艺术生态的繁荣。

在这种日常艺术生态的繁荣中，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香港本土画廊，还是在香港的国际画廊，都注重发掘香港本土艺术家，为藏家和观众提供了了解本土艺术家创作的途径与线索，也为艺博会正在交易的作品补充了重要的具有上下文关系的语境。而这样的做法，对于国内其它一些同样致力于打造良好艺术生态的城市，无疑具备一定的启示作用。

近年来，纵观内地的一些热门展览，基本是以引进国外著名艺术机构古典类艺术展览为主，博物馆引进这种类型的展览尚属正常的学术交流，而那么多美术馆也一窝峰地去引进各种古典艺术展，真的有必要吗？除了满足老百姓猎奇心理之外，对我们当下自身的文化艺术建设有何意义？这种所谓的国际化是否是某种程度的审美单一化？它们有助于普通观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文化观念的包容与拓展吗？

毋庸讳言，内地新建的美术馆，普遍均存在着收藏与学术这两项短板，即便再有钱，这两项短板也不是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所以很多具有经济实力的新兴美术馆就通过与国外知名艺术机构的合作，通过引进展的方式，以期快速扩大自身的知名度，迅速建立起美术馆的品牌效应。但长此以往，如果在合作过程中，没有学习到真正的策划与研究的学术能力，没有建立起深层次平等的双向交流互鉴，那无疑是让自己的展馆成为对方的展示平台。

事实上，对于新建的美术馆，开馆之后尤其应该重视的是，必须在随后的发展进程中，尽快明确自己的学术定位，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建立起自身的差异化优势。不是说但凡国外著名艺术机构的藏品，不分历史时期，不分学术类别，不分质量高下，一股脑儿拿来，都会成为你篮子里的好菜。

要说早些年，我们还可以看到詹姆斯·特瑞尔、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等当下国际上非常活跃的一线艺术家在中国的大型个展，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与全球艺术思潮的共时性关系。现如今，引进展的审美偏好似乎越来越趋向于传统与保守，是因为疫情之故，还是流量票房在作祟？2022年，让我唯一感到与全球没有时差感的展览，是英籍丹麦艺术家埃德·阿德金斯（Ed Arkins）在上海的个展《无用之物》（Refuse），这位年仅40岁的英国新锐艺术家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数字艺术。

诚然，我们既要回看历史，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或者回看人家的历史，知道人家今天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引进古典性质展览的意义所在。但同时，我们也要面对当下，面向未来，了解我们可能会往哪儿去。过去是确定的，但未来是模糊的。在全球化的年代，我们对未来的判断与认知，不光是建立在对自我的认知上，也建立在对地球上其它地区的了解，或者借由他们的认知，提供给我们参考与借鉴，不断修正我们因为种种客观和主观原因导致的失焦现象。

眼下，科技发展越来越迅猛，在人工智能不断快速迭代的当下，我们内心的焦虑和不确定感、不安定感在增强，我们一方面要通过他者建立起自身的坐标系统，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团结他者共同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在引进各种展览时，需要建立起一种为我所用、敏感于当下的主体性思维与意识，与国际前沿和全球思潮保持一种即时的畅通交流，最大程度上实现同频共振。

另外，我们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艺术博览会上展示与销售的艺术品，是剥离了语境的，只体现出它的资本属性。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代艺术家宋冬的作品了，他利用生活中废弃的旧窗户和玻璃创作的《无用之用》系列作品，用东方智慧探讨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颇有些贫穷艺术的意味，为他赢得了国际艺术界的广泛关注与赞誉。但当这个系列的作品出现在国内外不少艺博会高大上的展厅里，它们是如此光鲜亮丽、金光闪闪，与原本的创作理念（环保再利用那些带有生活烙印的现成品艺术）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尽管每年各种各样的艺术博览会促进了国内一些城市艺术经济的兴旺和热闹，也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快速知晓一大批国际当红艺术名家的名字与他们的作品，一定程度上起到艺术普及作用，但对于城市的文化艺术建设与发展，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些方面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引进国际性展览，还是举办国际性的艺术博览会，除了促进和带动城市艺术经济的繁荣，更重要的是推动本土的艺术原创，实现根本性转变。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借助于美术馆这种专业性的学术平台，大力引进目前国际艺术界最为先锋、最为活跃的当代艺术家的展览，了解他们作品的学术来源、发展脉络和思维方式，并与他们保持紧密的互动。

事实上，在数字化时代，面对AI不断掀起的技术浪潮，很多时候，我们与国际艺术界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既要有自信，立足于自身的建设，但也要与国际上各类艺术界人士进行平等对话，深入交流，寻求思想上的碰撞和思维上开拓。尤其在很多新兴科技艺术、人工智能艺术领域，比如数字互动艺术、数字声音艺术、数字材料艺术、光影装置艺术、动力雕塑、数字影像雕塑、声音及动态艺术、数字虚拟雕塑等方面，建立起相应的渠道，进行更多直接与便捷的交流。当下数字技术在触觉体验、远程遥控、增强现实、沉浸场景、机器人技术以及神经工程、生物生态等各个领域所体现的自我组织、自我生成的能动物质性，还有待国内外艺术家与科技人员共同合作，一起去探讨并发掘其创作的潜力，为中国乃至国际的当代与未来的艺术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与此同时，国际当代文化艺术的交流不应该再只是单向或者“他者”视角。

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无论是故宫博物院，还是上海博物馆，他们利用自身的收藏与学术的实力，在文化自信的时代语境下，把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古典艺术不断推向海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影响。其实，世界著名的艺术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古典艺术的收藏，这足以证明，国际上对中国古典艺术的价值是普遍承认的。而与此形成鲜明对应的是，国际上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了解是不充分，甚至可以说是知之甚少，并存在着严重的偏差，所以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根本谈不上认可。主要原因不外乎，我们引进得多，而走出去少，我们在引进的同时，没有建立起真正双向对等交流的意识。

只有在中外的碰撞与磨合中，才能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只有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更为广阔的批判性重建、更深入的跨文化思考，才能为城市的艺术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文化资源。由此，艺术领域的本土与全球能否同频共振？还在于我们自己。

（作者为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长）